非言非语

     女：你看上去很危险。
    男：是吗，因为我总是处于危险之中。

 

 

    这是我最后个任务，老板说，你做完昆哥这个案子，就可以调回警局。
    我心里说，做完这个案子，打死我也不做卧底了。
    “我要一个位置，一个人的办公室，要看得见海。每天早上要有人给我倒咖啡。”我说。
    “好的，你做了那么多，我们是知道的，做完这件案子，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午夜，地铁车站，地铁广告是多美滋牛奶，一个长相可人的女孩冲你微笑，仿佛三月树林间的清风。整个车站没有什么人，我等着地铁将至时呼啸而来的风声。
    手机响，小野丽莎的六十四和弦声音《乡间小路，带我回家》滴滴哒哒，我摸手机，旁边的一个女孩也摸手机，是我的电话，BOSS的声音，那个女骇朝我瞥了两眼。
    “你在哪里呀。”BOSS很不耐烦地说道。
    “昆哥让我去处理那批从越南来的货。”我压地了声音说道。
    “要不要警队介入啊？我们证据已经够充分了，你还在等什么呢，要知道，我现在脂肪肝外加高血压，我不知道我还在这个位置上能坐多久，到时候谁罩着你啊……”
    我把手机掐掉。
    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小野丽莎的巴萨诺瓦，如同巴西傍晚的阳光一般纸醉金迷，我摸手机，我身边的女孩也摸手机，还是我的电话，女孩瞥了我两眼，我也看了看他。
    昆哥的声音。
    “你在哪里呀。”
    又是问我在哪里，SHIT，这年头老是不断有人问我在哪里，在哪里，我好象是只木偶。
    其实我也一样，不断问手下的人，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越南佬已经来了，做事情最好利索点。“昆哥在电话那头说。
    “知道了，昆哥。”
    “别太勉强自己啊，累了跟我说一声啦，这次做完我给你放个大假，安排你到日本玩一趟，哈哈，援交小MM哦，社团管理还是很人性化的嘛……”
    “不用了，昆哥。”
    挂掉手机，那个女孩看了看我。
    “想不到你的手机也是小野丽莎啊，跟我的一样，连歌曲都一样。”她笑了笑，对我说道。
     “是吗。那么巧！”
    她拿出她的手机，按了按纽，我听到丁丁东东的声音，不错，正是小野丽莎。正是《乡间小路，带我回家》。
    风来了，吹起她的头发，丁丁东东的手机音乐夹杂在风声和呼啸而来的列车的声音。
    我想跟她说些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你好象很忙啊”。她笑了笑。
    无奈地苦笑了一下，拿起电话，“小四啊，你在哪里呀……你先去那边，见到朋友代我先打个招呼，别带洋火（枪），你听明白了吗？你到底有没有听明白，别带洋火！”
    我挤进了拥挤的车厢，那个小野丽莎手机铃声的女孩不见了。
    （TO BE CONTINUEDE）

学车教练二三事
    在驾车教练近一个月的骂声中，我终于拿到了那本驾照，在一个月里，我对他的印象也不断发生变化，一开始的时候，我认为他是个市井小民，为五斗米奋斗；而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歇斯底里的抑郁症患者，最后，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逐渐上升为一个哲人。
    师傅姓乐，四十多岁，抽长嘴利群牌香烟，总是拿着一杯布满褐黄色茶垢的宝特瓶。口头禅是“所以说啦……”（拖长声音，杭州话，带有禅学上彻悟的意味），要么就是“你拉弄啥花头拉……”（狂怒，大骂，猛踩副驾驶座上的刹车，让你心惊肉跳。）还有就是不断在耳边的语言风暴——加挡，加油，油门加大来……
    他是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人，那时，正读初中，那时他家在红太阳广场旁边（现武林广场）。”我老是看到一群人在广场上面打人，拷得血出污里拉，有个人往我们这边逃，想逃到巷子里去”。说到这里，我总是很担心地看着他，因为我不知道这样的场面对于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到底有何作用，是否会使他心理阴暗，具有某种暴力倾向。
    “那段时间想想真当没脑子，整天跟一帮人到市政府那边看大字报，哪个领导的老婆做啥西的，某某人的亲戚是国民党，下午课也不上，就看大字报。”
    说到这里，他就拖长了声音说：“所以说啦，你要把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想通的，想得毛清爽的，你就可以把中国的所有事情都想通的。”话里就透着一种老气横秋的悲凉味道了。
    好象有点道理，至少知道人性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把人性这回事想通了，估计什么事情也都想得通了。
    但是我也不愿意去想，因为他在其它场合还有句名言叫：想得太通也不好。
    他自说自话地发动一堆反动言论，什么中国历史上只有三个半伟人，他的名单是这样的，孙中山、毛泽东，还有一个他心目中的伟人是蒋介石，“蒋介石了不起啊，那个时候，他手下一颗兵也没有的，能够弄得全国的军阀服服贴贴，啥个吴佩孚啦，阎锡山啦……我暗想，行啊，这老头还知道个吴佩孚。
    至于半个伟人，他认为是周恩来，而邓小平，他压根儿就不认为是个伟人。
    我考试的那段时间，他的老娘病重，他心情很不好，老拉长个脸，有时说到她老娘，就这样说：“还弄介许多药做啥啦，病危通知单都发了好几张的类，弄得死不了活不来，弄啥花头呢！”
    他对于我的开车技术相当不认可，从我一上驾驶座他就非常头痛，有次他说，“你的开车感觉，完全不像是我带出来的学员。”因为我开车的时候老是喜欢抱怨，前面车慢了我抱怨，后面车超上来我要追上去别苗头，看到电瓶车就猛按喇叭，他说了很多次，一直没法改正，似乎是本人性格中的问题。
    你啦，以后驾照拿出，最好开的是警车，人家的车子都让到一边去。——他这样说。
    第一次考试没通过，考官明显刁难，我差点跟考官吵架，教练拼命拉我，“跟这种考官有啥好吵的，再吵了去，他把你记牢，下次都不让你过。”忽然发现他很具有市井中国人的那种“民不与官争”的智慧。
   

数字化的人生
    那天采访浙大建筑设计师的时候，他跟我提到，据说美国人和德国人是这样设计户型的，他们会利用一种叫作“最佳动线分布”的数字模型，这个模型是怎么建立的？可能是把一大嘟噜人（几千个，上万个）吧，关到什么安装闭路电视的房子里，每天监视你的行为，然后在电脑里面把你的走动轨迹全部都画出来，最后线路最密集的地方，显然就是一条你在房间里活动最频繁的动线，然后以此为基础围绕这条动线设计户型。一切不必要的空间都可以砍掉。
    据说，美国人也这样设计家具。他们仔细研究人们的使用习惯，把每一个动作仔细地研究，怎么样可以在最省力做功最小的情况下达到目的，然后以此为标准设计什么样尺寸的家具。
    老外的效率理论最近发展到这样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通过闭路电视研究那些优秀员工的动作，把每个动作再进行细分，去除一切不必要的动作（比如摸摸鼻子啦，捋起袖口啦），然后捣腾出一个最有效率的动作，最后把这个动作标准化，印制成手册，进行员工培训，最后总结业绩，比如，某车间因此效率提高了34。25%。
    法国外籍兵团的特种兵要求在3秒种内装弹，5秒钟完成击发，在命中目标后，30秒钟内转移到地方，这是他们测算的狙击手能够在开枪后不被发现的最高时间底限，超过这个时间，很有可能就暴露了，在这样的训练手册里，没有半秒钟让你为那个死去的目标心动恻隐之心。
    更有意思的是，最近我在做一个选题，住宅面积与我们的幸福，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美国人居然把幸福也数字化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是凭此才得奖的，他提出了一个幸福指数的概念，就是实际得到的与想要得到的之间的比值，并且煞有介事地做了一个测算，结果发现，美国百万富翁与非洲难民的幸福指数是一样的，都是5。8。他们还期望用一种机其复杂的函数来预测人在遇到各种情况以后幸福指数的变化。
    那天在听讲座的时候，一个家装公司老总说他看到美国人还捣鼓出这么个玩意，就是测算追各个地区的女孩，从一开始到追到手需要花费的平均经济指数，据说，洛杉矶的女孩比较难追，大概要2万多美元，而底特律的女孩因为在汽车城，大都是蓝领工人的女儿，所以比较淳朴一点，平均几千美元就可以了。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数字化，我想，大多数人在看到这些的时候，本能地会有些反感，中国是注重感觉的一个国度，骨子里都有点唐诗宋词的感性。用冷冰冰的数字去界定，是不是很无趣。
    但对我来说，对这些倒没什么反感。
    仇恨能不能用数字量化？爱情能不能用数字量化？诺言可信度能不能用数字量化？我们的未来能不能用数字量化？有时候，我真的希望我们的世界都是数字很明确地固定下来，那样，我会很认真地像一个小学生那样，在算术簿上去计算——幸福离我还有多少里呢？她的心离我还有多少远呢？美好未来的概率会有多少呢？
   

    今天跑到浙大玉泉校区采访，林荫路、红砖墙，毛泽东挥手打的的塑像，走在大学校园里，委实是一件让人心旷神怡的事情，喜欢一草一木间透出来的书卷气，套用老姜的话说，叫做低调的骄傲，真是贴切得一塌糊涂。任何大学总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低调的骄傲。
    想找个漂亮MM问路，半饷没看到，玉泉的女生还是像是贴班尼路标签在香港地摊上五港币一件的衬衫那样一成不变，从我读大学的时候开始，每次一想到“浙大的女生”这个概念，脑海就会浮现起一个戴着眼镜如小鹿般眼神惊恐不定的女生。
    最后来到9教学楼旁边的浙大建筑设计院，找了个建筑师聊天。
    回来的时候，忽然想起很多事情，我看到学生宿舍楼旁的那个网球场，我记得以前跟一个朋友在那边吃完饭路过，他跟我说，每天下午，老有什么人把球打在铁丝网外面，然后嘟嘟地跑出来满世界找球。不知道为什么，那话我记得很深。
    我又想起，以前还在浙大那边读考研班，那个夏天的惟一记忆就是半边脸上如火如荼的青春痘，到现在还在我的右脸上留下痕迹。
    最后，就是记得初入大学的时候，开学典礼是在玉泉校区，我们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坐在那几乎像个微波炉一般的草地上忍受着阳光，我们眯着眼睛听着潘云鹤校长的长篇累牍的讲话，我们还看到竺可桢的话——任何到浙大的学生，都应该问自己两个问题，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你将来想做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老实说，我到现在还没有想明白这两个问题。一想这些问题，头痛。

   

我们的年代
      2006，已经2006了，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在提醒着我这个年代，桌上的日历、手机、电脑上显示的日期、自己做的版面，就这样，不知不觉，21世纪已经过完了六年，想当初，在小学里的时候，有一句话叫“我们要做二十一世纪的栋梁”，当然还有诸如《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之类的命题作文，成宇宙飞船飞行员啦，有机器人保姆啦、到火星上生活啦，等等等等的一类玩意儿充斥在我们的方格作文本上，写得津津有味，好象到了21世纪就什么都好了，没战争了，没争吵了。
     想当年，要跨进新世纪的门槛，倒是着实激动过一阵，那一阵，千年虫啦，诺查丹马斯的世纪末语言啦，大家都在兴奋与不安中等待着这一天的来临，记得跨进新世纪大门的那个晚上，我坐在电脑前，第一次用电话机拨号上网下载歌曲，最后用网络蚂蚁下了首许志安的《上弦月》，用了十几分钟，刚刚好跨过世纪之交，我看着那个软件上六个绿色指示灯慢慢爬行，在突然划进新世纪的那秒也没什么特别想法，最后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分钟听了那首歌，抬头看了看外面的天空，好象没啥月亮，心情很淡。
     我就是这样度过那个多少还有点纪念意义的时间的，现在想来，在这样一个时刻做这样一件事情，委实无趣得要命。     

     结果就真到了21世纪，结果就这样不咸不淡过了六年了，不过尔尔，我听到自己有个声音在说，真的，不过尔尔。
     我们在灰不溜秋的铁轨上保持惯性的滑行，对于我来说风景好象没什么变化，当然，有人结婚了，有人离婚了，有人当老总了，有的人去西藏了，有人已经割腕自杀了，（我身边人的状况）。不过我总觉得，这不是一个时代存在之类的东西。
    什么是一个时代存在之类的东西？
    披头士的乐曲，切·格瓦拉，自由古巴、性解放、女权主义、萨特、金斯堡，塞林格和《麦田守望者》、大麻和安非他命、巴黎学生运动中刷在墙上的那句“生活在别处”，还有悠远的爵士乐，这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多棒的一个年代，（当然，前提是别在中国，那会儿正闹文化大革命，不过倒也是时代存在的一种证明），如果你20多岁生活在那个年代，那真是酷毙的一件事。
    还有八十年代，这点我曾经在那些比我年长十几岁的人身上看到，喇叭裤、飞机头、邓丽君、崔健、诗歌手抄本、地下音乐，《射雕英雄传》，一下子，所有的人的观念都在改变，文学青年或是文学流氓，在某高校寝室，人们疯狂吸着劣质香烟，地上满是花生壳，一边煮着什么东西（一定是拿着电炉什么的）、喝着二锅头一边谈论着谈论存在主义或是北岛、顾城、食指、海子，总有一个神情忧郁像被失恋六千七百四十三次的家伙躲在一个角落，头发散乱胡子不刮披着军大衣手抱吉他，总会在某个时刻，有人突然暴吼一句：“上帝死了！”
    说了这些，不是说打心眼里的喜欢这些，但总觉得，就好象有一个人一样，总有一些生命状态很HIGH的时期，（高晓松曾经说过：我怎么也想不到，我前两年会写出——“在演出开始的时候，我在找一只鞋”这样的歌词）。
    我想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国家，曾经有那么一些时间，处在一种很HIGH的状态下，比如六十年代、八十年代、还有以前的四十年代等等。真的很疯狂，很HIGH。那个时候如果你在人生最美好的年代，比如二十多岁，我想你的那一段人生多少有些回忆价值。

     在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度过一度值得怀念的人生阶段。
    
    PS：想到这些，是因为最近我看村上的一部东西，写在《电视人》这部短篇集里，是关于六十年代和那个时期的处女性的问题，很有意思。他说那个年代的日本，女人在20岁以前，大约有50%的是处女，他的经验之谈，我不知道他何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再PS：忽然想起，世界杯的主题歌叫《我们生活的时代》，尚可，但我不知道歌词，不知道究竟想表明些什么东西，但一想到这个短语——我们生活的时代，（如果仔细地好好地念一念这个词，想想在浩瀚的人类历史中，我、你、他、恰恰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这样的机率是多么小）我心里总有种感动。
   

一定会越来越好
    做世界杯特刊，每天可以看到早晨慢慢地降临，看到天光渐渐变得明亮，渐渐穿过十楼的大幅落地窗，最后晨光像水一样涌进办公室，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感觉过旧的一天是如何过去，新的一天又是如何开始的。
    也许每个看到此情此景的人，心里面一定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所有的事情一定会越来越好。
    顺便提一下最近看了部北野武监督的电影《坏孩子的天空》，讲的是两个高中生，逃课、打架、捉弄老师，一天他们在敲诈别人的时候，被一个拳击手打了，他们于是去练拳击，结果一个很有潜力，所有的教练都看好他，而另一个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加入了黑社会，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最后他们约定，当一个当上拳王，另一个当上黑社会老大，他们再相间。
    那个想当拳王的年轻人最后没有成功，他打倒了很多人，最后他输给了自己，他很容易地被他身边的人影响，抽烟、喝酒、靠泻药来降体重，最后他输掉了比赛，他再也不打拳了。
    他像当年他们去上学时那样，骑车到他朋友家门口，他们在家门口的小路上碰到：“你还打拳吗？”“不了”“你还在社团吗？”“我退出了，我现在是无业游民。”
    他们相视一笑，最后就像当年那样，两个人骑在一辆车上去学校，在学校的操场上，他们回想到以前的往事，忽然大笑起来——也许再也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混蛋了吧！他们的声音回响在早晨的校园里。
    看过许多电影评论，都说被最后那一幕所感动，但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年轻人刚刚进入拳击社的时候，每天天蒙蒙亮，他在早晨那淡蓝色的天光里跑步，沿着那些干净的幽蓝色街道，跑过街市、跑过穿过铁路的天桥，跑过大海边，背景音乐是节奏感很强的爵士，节拍器的声响在耳边回响。
    我喜欢那种感觉，有个声音仿佛回响在耳边——看清前面的路，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所有的事情都会越来越好。
    很多时候人失败的最大原因是总是不能盯住前方，专注地盯着前方，像信仰一样地去相信自己的理想，人总容易受太多的东西所影响，被太多的东西所改变，一点点的东西都足以毁了一个人。
    这就是我这两天的一些小感触。我也想告诉一个朋友，别想太多，当你看到早晨的阳光时，你真的会觉得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PS：今天我的版面标题是I CHOCOLATE YOU！呵呵，世界杯瑞士的胜利让人想念瑞士巧克力啊，我感打赌，今天其他报社肯定会有瑞士军刀这类标题。